《我和妈妈的长征》在天津卫视首播,童蕾、张桐主演,被归为典型的苦情剧。这个类型有一批非常稳定的观众,以中老年女性为主,收视扎实,广告也卖得动。它的配方几十年没怎么变:一个女人扛起一个家,遭遇接连不断的变故,忍着、撑着、熬着,最后要么团圆,要么在一个催泪的场面里完成升华。天津卫视这类平台,本来就是它的主场。

苦情剧真正的毛病,从来不是"苦"。苦难是好素材,问题在于苦完之后留下了什么。有些作品,苦是有重量的——《活着》里福贵一辈子的失去,最后剩下的那头牛,让你明白人是怎么被生活磨平的;《万箭穿心》里李宝莉扛了十年扁担,苦换来的是一点清醒。这些作品里的苦,指向某种认识。
另一些作品,苦只是一种表演。人物受苦,是因为编剧需要她受苦;她忍着,是因为"忍"本身就是卖点。看完之后,观众流了泪,但对人对事没有任何新的理解,只觉得"她真不容易"。这种苦是消耗性的,它把观众的同情心当成了一种可以反复开采的资源。

区分两者有个很简单的标准:看它怎么处理"忍"。如果一个人物从头忍到尾,所有的委屈都用"为了这个家"化解,那这部剧在传达一个信息——忍耐是美德,而且是唯一的美德。如果人物忍到某一点爆发了,或者忍出了一个她自己都没预料到的后果,那它才碰到了真实。生活里的忍,从来不是稳定的,它会有裂缝。
《我和妈妈的长征》这个片名,也值得说一句。长征是一个具体的、有重量的历史事件,把它拿来当"人生艰难"的比喻,修辞上是有落差的。不是说不能这么用,但用的时候得清楚:一个家庭的辛苦,跟那场跋涉不是一个量级。用得太随意,反而会让真正想表达的"艰难"显得轻。

演员这块,童蕾和张桐都是正剧出身的实力派。童蕾在《亮剑》里的田雨,张桐在《觉醒年代》里的李大钊,都是有分量的角色。他们来演苦情剧,某种程度上说明这个类型在往"演技派"上靠,试图摆脱过去那种靠哭戏堆情绪的套路。这是好事,但要真起作用,还得剧本给得出有层次的戏——演员再好,剧本只给"哭"和"忍"两个动作,也只能演出两个动作。
苦情剧的观众正在老去,这个类型迟早要面对换代。换代的方向,不是把苦拍得更惨,是让苦有出口、有意义、有认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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